有数据显示，尘肺病死亡率高达22.04%，煤矿尘肺病死亡人数远大于煤矿生产安全事故。黄毅表示，尘肺病严重地危害着矿工的身体健康，面对尘肺病依然严峻的形势，有不少问题亟待解决。
占职业病九成，85万患者只是冰山一角
记者在会上了解到，截至2017年，我国累计报告职业病病例95万余例，其中尘肺85万余例，占比89.8%，主要是矽肺和煤工尘肺。
然而，多位专家都表示，这85万患者仅是官方统计数据，还有很多新增或未及时就医等未统计在内的人数，和实际情况相差甚远。同济大学附属杨浦医院教授匡兴亚指出：“近年来整个职业病人数居高不下，现在报告统计出来的，只是冰山之一角。”
“底数不清，工作就缺少着力点。”黄毅进一步指出，近些年在我国中西部地区陆陆续续发现了一些尘肺病村，初步掌握的已经有31个，这些村的患者还未纳入国家统计的数据中。
“值得注意的是，我国新发职业病人数仍在逐年攀升，尤其在2013年后呈现加速上涨态势。根据2016年国家安监总局公布的数据，我国接触职业危害人数、新发现职业病人数、职业病患者累计数量以及因工伤事故死亡人数均居世界首位。”中国矿业大学管理学院院长陈红教授面带沉重地指出。
“我们的矿工长年累月工作在近千米的井下，牺牲了应该享受的阳光和新鲜空气，甚至忍受着各种自然灾害的威胁，开采出光和热，献给人类和社会。他们是最可爱的人，当不幸染上尘肺病，生活一落千丈，不仅自身忍受着病痛的折磨，还拖累了整个家庭。”黄毅指出，如何让尘肺病患者更有尊严地活着，是必须要解决的问题。
以跪姿告别人生，弱势群体亟待救助
“我曾经当过三年矿工，下过井挖过煤，亲身感受了尘肺病对矿工身心健康的严重危害。尘肺病有迟发性、渐进性、致残性、不可治愈性等特点，一旦染上，终身不能治愈，最后导致肺部功能丧失，活活被憋死。我的工友也有染上尘肺病的，他们晚期备受病痛折磨，最后跪卧而亡，以跪姿告别人生，那种惨状至今仍在我脑海里浮现，每每想起就感到非常辛酸。”黄毅感慨。
依托我国职业安全健康领域首个国家社会科学基金重大项目“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的合作治理研究”，作为首席专家主持的陈红曾带领团队对中国职业病状况和典型省份的煤矿工人尘肺病生活质量进行过调查。她直言：“各大煤矿企业的尘肺病患者，很多处于绝望之中，用苟延残喘来形容他们的状态也不为过。但是，有良好医疗保障的患者尚且如此，更多没有社会保险、劳动关系、健康档案的患者，其状态更不容乐观。”
“我们去过很多尘肺病患者家，有的患者家里摆放着一口棺材，随时等死。在陕西省山阳县的一个尘肺病村，有140多名尘肺病患者，40多人已经去世。有一位农村妇女今年才48岁，前后嫁了三任丈夫，全是尘肺病患者；有一位80多岁的老人，两个儿子都因尘肺病撒手人寰，剩下他孤身一人，守着两个儿子的遗像度日；一位尘肺病患者的女儿，今年刚6岁，假期帮邻居带了一个月小孩，邻居给了她40元钱，她舍不得花，跑到药铺里给父亲买了几盒消炎药。”黄毅介绍这些情况时还指出，有些尘肺病患者实在受不了病痛折磨，往往采取极端的形式早早地结束自己的生命，对这些弱势群体，亟待挖掘更多财力来救助。
粉尘浓度超标，必须从源头做好治理
到目前为止，快速筛查、治疗尘肺病的医疗手段和药品，以及粉尘治理的关键技术研究并未获得突破。在会上，美国犹他大学教授臧泠表示，希望中国矿业大学与美国犹他大学合作研究基于纳米线传感器的尘肺病快速筛查技术，可实现尘肺病患者的快速筛查，早期防治。
与会专家指出，尘肺病不可治愈，但可预防，只要把源头治理做好，将作业场所的粉尘浓度降到标准值内，完全可以不得尘肺病。“我国矿山作业场所的工作面粉尘浓度严重超标，但矿山企业用于粉尘治理的投入却相对较少，矿工长年累月在这种环境中工作，怎么会不患尘肺病？”黄毅不无痛心地指出，源头防范乏力。
他强调：“防治并举，不仅要治疗，更要注重预防，必须从源头上控制职业病的高发频发。应进一步落实企业的主体责任，加大对粉尘浓度的治理力度。”同时，要建立起职业病防治的技术支撑体系，对如何防范、治疗职业病，加大攻关力度。
由于职业病防治工作涉及到事前预防、病后治疗以及社会保障等一系列工作，黄毅表示，一定要综合施策，“靠哪个部门也无法完成，单打独斗是行不通的，必须动员方方面面的力量。”他还指出，应加快对职业病防治相关法律法规的制定，并加大宣传培训力度，让职工都了解职业病危害，依法维护自身合法权益。
此外，记者了解到，目前我国100多所高校开设了安全工程专业，培养重点多集中在“安全”方面，却忽视了“职业健康”方向。中国矿业大学人才办主任周福宝教授指出，为培养复合型“职业安全与健康”专业技术人才，今年，中国矿业大学安全科学与工程双一流学科建设的核心内容，创办的职业安全与健康方向国际班已开班，并将推动职业健康本科专业建设，开始从注重工业生产安全，到保障安全与健康并重转变。
近年来，国家高度重视职业病防治工作，已经采取了一系列措施。11月30日召开的全国职业病防治工作推进会又一次释放出“聚焦重点行业、重点疾病、重点环节，依法防治、源头治理、综合施策，坚决防控职业病危害，增进广大劳动者健康福祉”的信号。
发展不应以健康为代价，预防比治理更重要
但陈红指出，他们在调研过程中发现，最大的受害群体农民工，反而非常默然，并不关心健康问题，作为劳动者，这种主人翁意识的缺失，不能不令人深思。
陈红表示：“对大多数工作者而言，生命当中最好、最宝贵、最青春、最有创造力的30年，都在工作场所，劳动时间会超过7500天、6万小时。‘上半生拿命换钱，下半生拿钱续命’并不可取，经济社会发展的最终目标是服务人的发展，经济发展不应该以牺牲生命和健康为代价。”
而且，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治理并不同步。她告诉记者，中国职业安全与健康管理机构以及权责，始终呈现不稳定状态，职业安全与职业健康管理工作亦分亦合，亟待在顶层设计方面有新的举措。“由于重特大生产事故的频发以及职业健康危害的隐蔽性，政府对职业健康管理的重视程度都要远低于对职业安全的重视程度。”但实际上，预防比治理更重要。
另外，我国安全监管目前执行的是“国家监察、地方监管、企业负责”3 级管理框架，“在实际生产过程中，各级政府在职业安全与健康的宏观监督管理方面基本在唱独角戏。企业缺乏主动性，造成政府监管机构庞大、人员众多，管理成本居高不下，而监管效果却并不尽如人意。”
“对职业安全与健康问题的综合治理水平既能反映出一个国家的社会进步程度，又能映射出政府执政理念的先进性。”陈红认为，如何改变现有治理困局，协同政府、社会主体、市场主体、各类用人单位以及劳动者等多方力量，创新治理模式，已成为提高我国职业安全与健康治理成效的当务之急，也是实现“健康中国战略”的重要环节。“我们正在研究基于信任与低成本合作的多主体协同治理新模式，以期通过机制设计，创新形成立足中国国情的职业安全健康合作治理理论与方法。”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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