其实大多数外卖员之所以选择这个行业，就是因为这一行工资不算低。”一位饿了么的外卖员告诉《中国经营报》记者，自己效益好时，每月收入可以超出一万元。
源源不断的青壮年被吸纳进这个“来钱快”的行业，但同时，也进入了运行“最严算法”的外卖系统中。随之而来的，是不断上演的交通事故，没有保险，也不具备劳动关系，外卖员的权益越来越多地受到社会与媒体的关注。
2021年7月22日，人社部等八部门正式发布《关于维护新就业形态劳动者劳动保障权益的指导意见》，对象包括网约车司机、快递小哥，以及外卖骑手等从业人员。
7月26日，国家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关于落实网络餐饮平台责任 切实维护外卖送餐员权益的指导意见》（以下简称《意见》），明确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两次出台意见，对外卖平台商业模式，必将是一场强有力的冲击。
不具备劳动关系的外卖员
前面的一辆货拉拉突然刹车，给其旁边急速行驶的电瓶车主王俊来了个猝不及防，直接被车刮倒在地，一份打包的菜和米饭从电瓶车车尾的外卖箱里甩出来。
这是6月10日中午发生在杭州的一幕，正值午间用餐高峰时段。此时，外卖员王俊距离顾客仅剩200米，他确定自己没事，起身掏出手机——一款2019年12月入手的OPPO最新款已经裂屏，5月份购置价值300多元的电瓶车车头摔了个稀碎。
这不是他第一次经历的惊魂时刻，就在前几天，他在送单途中，前面的一辆皮卡突然刹车，然后猛地倒车，眼看距离不到20米，就要撞上，王俊紧急刹车，狂按喇叭直到司机发觉后面有人停车。
“当地有很多车掉头不打转向灯，我们要是开的急，更容易出事。”王俊告诉记者，除了被动的发生交通事故，为了抢时间送餐，闯红灯、逆向行驶都是外卖员的常态。
据统计，2020年，杭州公安部门共查处外卖骑手闯红灯、逆向行驶、骑快车道、停车越线等重点交通违法行为26.7万余起，涉及外卖行业的道路交通事故3.1万余起，造成8人死亡。
“这是我做过危险系数最高的职业。”王俊在电力局做过电工，进过工厂上过流水线，自己也曾南下广州创业失败，最终因为想要“自由”，投身到外卖行业，成为一名美团外卖员。
与之前的工作不同，外卖平台公司与身为骑手的王俊之间并不存在劳动关系。这就意味着，外卖员没有五险一金，只有每天平台从外卖员的收入中自动划扣3块钱，用于缴纳意外险。如果发生意外事故，外卖平台也没有义务为其负责。
长期关注外卖群体的北大社会学博士后陈龙在《平台经济的劳动权益保障挑战与对策建议》中提到，目前，无论是团队骑手，还是众包骑手，都需要通过手机注册才能开始送餐。而在注册过程中，每个骑手都必须签署一份《网约工协议》。这份协议从根本上确立了外卖平台公司与骑手之间只存在用工关系而非劳动关系的前提。
骑手效力的外卖平台公司，则奉行“轻资产化”战略。除了核心技术人员以外，大部分工作都外包给代理商。当骑手发生事故时，由于没有缴纳社会保险，骑手无法进入工伤保险、医疗保险等社会保障体系，因此不得不独自承担工作风险。尽管代理商给骑手购买商业保险，但是当骑手出险想要申请理赔时，就会发现商业理赔并非易事。
“此前人社部区分过典型性劳动关系和非标准化的劳动关系，非标准化的劳动关系就不是劳动关系，只需要做相应的约定即可。”北京京师律师事务所律师郑文超说，随着互联网经济愈发繁荣，原来工厂式的线下用工模式被打破，参与到互联网平台的从业者也越来越多，但正是这些新业态的从业者，在保障自己权益时相对更弱一些。
督促外卖员参加社会保险
与时间赛跑的骑手屡次发生交通事故的社会现象背后，骑手与外卖平台不具备劳动关系的本质也一度引起广泛关注。
郑文超曾经为发生交通意外的外卖员代理案件，外卖员要求确认劳动关系走工伤待遇，但案件以无法确认劳动关系告终。
郑文超告诉记者，按照2005年人社部发的12号文，法院审查外卖员跟平台是否有劳动关系时，要看有没有人身管理性，比如说骑手是否被要求不能去其他平台兼职，每天要求上线必须达到多少时长，派单是否必须服从，是否有严格的奖惩管理制度，如果有明确管理，法律上就认定外卖平台与骑手有较强的人身隶属性，存在劳动关系。
“现在大多骑手跟外卖平台签约，相对自由，骑手想去接单就接单，不想接单就不接，没有人身管理，骑手的车自己配置，平台只统一服装，的确不存在劳动关系，工伤就认定不了。”郑文超说。
7月26日，市场监管总局等七部门联合印发的《意见》公开发布，对保障外卖送餐员正当权益提出全方位要求。
该《意见》提到，在完善社会保障方面，要督促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为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支持其他外卖送餐员参加社会保险，按照国家规定参加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鼓励探索提供多样化商业保险保障方案，提高多层次保障水平。
“新出台的《意见》主要内容为，由政府相关部门指导、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具体执行，对外卖送餐员的劳动收入、绩效考核、派单机制、保险等合法权益进行全方位保障。《意见》明确要求平台及第三方合作单位要给建立劳动关系的外卖员缴纳社会保险，保障其权益。”郑文超告诉记者，即使外卖骑手与平台不属于劳动关系，双方也应当就劳动收入、派单机制、商业保险等权利义务签订书面民事协议，这种协议项下，可能涉及到发生职业伤害或意外伤害时，双方可通过平台灵活就业人员职业伤害保障试点或商业保险，防范和化解外卖送餐员职业伤害风险。
可以确定的是，一旦外卖平台为规模庞大的骑手缴纳保险，就意味着其经营成本提高，这对平台的商业模式也会造成冲击。
郑文超认为，互联网经济下一步可能要将平台用工划分成两种。一种就是建立劳动关系的正式员工，需要平台为其正常缴纳各项社会保险，这部分外卖员数量必定会是少数；大部分外卖员仍将是非劳动关系，这种情况下，平台需要给骑手上商业险，这部分费用最终转嫁至何方承担，国务院常务会议提出“探索用工企业购买商业保险、保险公司适当让利、政府加大支持的机制”。但保险公司适当让利能让到什么程度？政府又可以补贴多少？还有待进一步明确。
另外，目前骑手参与社保存在户籍限制等技术操作难题，各个地方将对此进一步放开限制并根据各地特点制定地方政策。平台将紧密关注中央和地方两个层面社保政策的进展，引导和支持众包类骑手参加适合自身需求的社会保险。
保障外卖送餐员多项正当权益
《中国共享经济发展报告（2020）》数据显示，2020年上半年，通过美团平台获得收入的骑手总数为295.2万人，同比增长16.4%；与外卖群体的扩张同步，外卖消费者数量也呈上涨趋势，2020年，在线外卖用户在网民中的普及率高达43.53%，而人均在线外卖支出在餐饮消费支出中占比约16.6%，同比提高4.2个百分点。
外卖平台以其自由的工作时间，多劳多得的激励模式，吸纳越来越多的求职者成为“最严算法”下疾驰的骑手，其诸多弊端也在社会以及媒体的关注下，逐渐显露出来。
“不是说我们非要闯红灯，是时间的确逼得挺紧的。”一位北京的饿了么外卖员孙凯告诉记者，骑手必须在系统指定的时间内送达，否则就要扣钱。“超时10分钟扣3块钱，还可能接到顾客投诉和差评，不仅要打电话道歉，还要罚钱。”
为了避免超时，孙凯从来不按照系统提供的送餐路线走。“你要是按照它那个路线走，有时候会浪费时间，比如它只显示大路，但我们骑电动车可以走小路。”最开始做外卖员那段时间，孙凯按照系统指定路线走经常超时，得了不少差评。时间一长，熟悉路线的他即使同时拿到多单，索性也不顾系统指定的先后顺序，按照经验自行排序，确保规定时间内送达。
相比路线繁杂的住宅区，孙凯更喜欢抢写字楼的单子。“一般写字楼的单子比较集中，而且门口有餐柜，直接放在餐柜就走，省了不少时间。”孙凯告诉记者，如今，越来越多的酒店也开始实施机器人送餐及门前餐柜取餐。
让外卖员更头疼的是，作为整个送餐链条的最后一环，商家出餐慢导致超时也需要外卖员来承担损失。
美团外卖员刘斌告诉记者，骑手根据送餐效率评定的等级越高，可以抢的单子就越多。在同一段时间内送达多单，一旦其中一个商家出餐慢，很可能会导致几个单子都超时。“比如我排了五个单子，四个都完成取餐了，但最后一个商家出餐慢就得等，把送餐时间都耽误了。”
尽管外卖平台对此有专门的应对措施：骑手可以申请对出餐慢的一单延时送达，但仍旧于事无补。“其他单没有延时，无论这单延时多长时间都得超时，这时候还是我们承担，所以骑手就慌了，急了，有的就闯红灯了。”
刘斌拿出手机，给记者展示自己8月5日上午的收入记录，除了平台扣除3元的意外险，还因店家出餐慢导致送餐超时扣除3元，另一个顾客因为超时打分“不满意”，扣除3元。刘斌有点心疼，“两单都白跑了。”
孙凯和刘斌的遭遇，也代表了骑手集体的困境。近日出台的《意见》也提出了相应的措施。
保障劳动收入方面，要求平台建立与工作任务、劳动强度相匹配的收入分配机制，确保外卖送餐员正常劳动所得不低于当地最低工资标准。不得将“最严算法”作为考核要求，通过“算法取中”等方式，合理确定订单数量、准时率、在线率等考核要素，适当放宽配送时限。
保障劳动安全方面，完善平台订单分派机制，优化配送路线，合理确定订单饱和度，降低劳动强度。加强交通安全教育培训，引导督促外卖送餐员严格遵守交通法规。
维护食品安全方面，落实平台企业食品配送环节安全主体责任，制定外卖送餐服务管理规范，加强食品安全知识培训，确保食品配送过程不受污染。
优化从业环境方面，鼓励支持新业态发展，推动设置外卖送餐员临时驻留点，推广铺设智能取餐柜，鼓励研发智能头盔等穿戴设备，营造良好的从业环境，积极发挥稳定和扩大就业作用。
加强组织建设方面，推动建立适应新就业形态的工会组织，积极吸纳外卖送餐员入会，参与涉及劳动者权益的重要事项协商协调，完善支持保障体系，深入细致开展帮扶工作。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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